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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
( 2015年07月07日 17:02 )

  大转折:民族自信的重振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一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副主任 李银祥  

  题 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习近平  

  抗日战争的胜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中国人民找回了失落的民族自信! 

  民族自信是民族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回望中国近代以来200多年的历史,中华民族走过了一个自信失落、消融,而又重振、强大的历史脉络,其拐点、其关键就在于70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 

  一、魂散冰点 

  1799年,乾隆走了,“康乾盛世”最后一抹余晖消逝在夜色中。故宫上空久久不散的哀乐与哭声,似乎预示着国家将在新的世纪遭遇史无前例的灾难和民族自信的失落。 

  这个时候,在地球另一半面的那个叫做英伦的小岛上,从17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已近尾声,生产力前所未有地迅猛发展。1820年,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一半以上,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法、德、美等国也先后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18406月,珠江口外的隆隆炮声震碎了“天朝圣国”的迷梦。清政府的腐败昏庸、投降派的妥协破坏,使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829日,《南京条约》签署,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国耻日。这个条约开启了西方列强以条约形式掠夺和奴役中国的梦魇。 

  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护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暴力打破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密闭在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样,一旦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甚至葡萄牙、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也如同嗜血的蚂蟥蜂拥而至,要求“共同分享”侵略利益,民族屈辱的历史从此不断地跌向深渊。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战争赔款一次比一次多,丧失的主权一次比一次大,屈辱也一次比一次多。 

  60年间,京城两次沦陷,皇帝两次出走,国家和民族的颜面丢尽。近百年的积贫积弱和任人宰割,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的自卑逐渐积淀,并或隐或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事事不如人”的崇洋媚外心态逐渐产生,且很快达到比比皆是的程度。1915年初,梁启超在《大中华》发刊词中叹息“我国民志气之消沉,至今日极矣”。 

  曾经的“天朝大国”啊,曾经的文化灿烂啊,曾经的从思想到产品的输出啊,到哪里去了?! 

  ——民族自信失落在远离潮流; 

  ——民族自信失落在皇朝腐朽; 

  ——民族自信失落在文化僵化; 

  ——民族自信失落在军事溃败…… 

  二、激活中国 

  民族自信的失落勾起了具有“狼子之心”的倭人的贪欲,日本是近代以来带给中国灾难最为深重的国家。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被迫赔款。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赔偿条件十分苛刻的《马关条约》。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攫走大批政治、经济权利。1931年占领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时间长达8年,接近于百年间外国侵华战争的时间总和。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复兴进程一再被打断。 

  面对亡国灭种的严酷现实,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神奇般”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激活,出现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重新振起。 

  虽然也有一小部分民族失败主义者内心充满了对东洋鬼子的恐惧,丧失了抵御外侮的信心和勇气,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充满了必胜的信心。193410月,鲁迅发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就是中国的脊梁!”他认为,中国永远不会失去自信。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他们当年的豪情与自信自不必说,我们今天还可以在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在英国记者贝特兰的《华北前线》中看到,毛泽东对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高度自信。贝特兰说,“在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全部分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前途的极度信心。” 

  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毛泽东在延安发表题为《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激情演讲,他说:“黑暗是暂时的,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起来,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下,努力奋斗,我们的敌人一定会死灭下去,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就要出来了。” 

  “我们的敌人一定会死灭下去”——听听,这是何等的自信! 

  当时,郭沫若、茅盾、邹韬奋等一些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和演讲,宣扬“只要抗战在继续,最终胜利必属于我”。这种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正是中华民族自信心的充分展露。 

  尽管正面战场不断地丧师失地,平心而论,国民政府也好、蒋介石也好,不管其内心作何种真实想法,对外表现的也依然是深信抗战必胜的信念。193712月的《告国民书》,19391月的《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都在反复阐述一个信念“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宋庆龄当时撰文欢呼:“中华民族已经像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的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在抗战第二年,朱自清有感而发,写了《这一天》一文。他说:“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据《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记载,即使像上海沦陷区的市民,“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念”。武汉沦陷时,在“日租界”沿江的一面墙上,留有一条醒目的标语:“五千年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决不会亡!” 

  标语无言,却又如黄钟大吕,那悠远的历史回声仿佛传达着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必胜信念。 

  三、思维之胜 

  民族自信的重新振起、坚强与强大绝不会凭空而来。那么,缘起哪里?探根寻底,民族自信最根本的来自于战略思维的创新、来自于军事辩证法的创造。 

  历史上,有几人能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预先精细地描绘路线图?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辩证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在长达8年的战争刚刚进行10个月时,他就为世人描绘了一幅详尽的战争路线图。最终的实践证明,这一预测惊人准确。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成为中国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及其近一年的战争进程,在对中日双方客观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各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个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科学地阐释了优势与劣势、强大与弱小、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主动与被动、客观实际与主观指导、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包围与反包围、消耗战与歼灭战等问题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全国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描绘了中国抗战进程的轮廓,揭示了中日双方力量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得出了为什么进行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 

  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领域,创造性地提出军事辩证法,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又一高峰。著名作家韩素音评价:“毛泽东将辩证法运用于战争,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 

  持久战思想不仅在共产党内获得高度肯定和坚决拥护,也得到了包括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高层的肯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将其浓缩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一语,并以军事委员会之名通令全国作为抗战指导思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高度评价《论持久战》,认为这是最好的共产党军事著作之一。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整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正确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出路和前途,从思想和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成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指南。 

  四、凝聚之胜 

  五千年历史的深厚文化底蕴、爱国情怀和来自全民族的大团结、力量的大汇聚,是抗战时期民族自信重新振起、坚强与强大的主要源泉、主要支撑。 

  日本敢入侵中国、敢放出大话“三个月内灭了支那”,就是认为,中华大地“碎片化”、中华民族散乱得无力量。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用的不是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时期的老皇历。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再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进行全面的统一的积极的抵抗;要求全党每一个同志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到抗日战争中来。 

  抗战全面爆发前,多数中国人只有血缘亲缘认同和乡土认同,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抗战爆发后,所有的中国人都逐渐亲身感受到被日寇铁蹄践踏的痛楚,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油然而生,开始团结一心、共御外侮、同赴国难。中国也由此走出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第一步。抗日战争促进的民族觉醒是最为深刻、最为广泛的觉醒,是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爱国精神的焕发。 

  1939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说道“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有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互相不记旧怨、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 

  抗战前,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血战,国民党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争斗激烈,新军阀互不统属、混战不断。然而,抗战开始后,在空前民族觉醒的基础上,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实现了阶级合作、党派合作、军队合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日景象。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采取包括停止土地革命、将苏维埃政权改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民主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措施。针对国民党欲消灭中共于无形的阴谋,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斗而不破,团结其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其顽固势力,始终把国民党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 

  尽管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各派系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依然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国共两党的斗争有时也异常尖锐,但是始终未偏离全民族抗战这一主线,各派势力均以抗日为重,国内的各种矛盾均以不破裂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统一性为限度。 

  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奇观:没有一个民族投敌,各个民族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没有一个阶级、阶层投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抗战主力军,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抗战,始终坚持在抗战阵营里;没有一个党派投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亦是抗战的重要力量,其他党派也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军队或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整体投敌;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也都热心关注、实际支持国内的抗战。也有一些局部的、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叛国行为,但始终没有毁损全民抗战的大局,并且始终遭到国人的唾弃。 

  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山西军阀建立了直接联系,双方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形式——牺盟会;有共同的政治纲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有共同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有共同的政权——专、县一级由双方共同执掌。共产党长期与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保持联系,常与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地盘上,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派干部到新疆的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军队、新闻界和教育界工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为什么能形成如此局面?因为全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 

  民族凝聚力是对日寇最强大的威慑力和瓦解力,同时也是对友方、对第三方最有力的感染力和同化力。 

  五、英勇之胜 

  “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中国军民视死如归、顽强到底的战斗精神和战场上的一系列胜利成为民族自信重新振起、坚强与强大的根本动力。 

  1931年起算,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从1937年起算,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了8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唯一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主战场。二战中,日军共死亡287.4万人,其中在中国战场死亡198.4万人,在太平洋战场死亡89万人,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 

  为什么中国战场成为了日本人的“坟场”?因为正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你看那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八百壮士 ;有着“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烈,你看那左权、彭雪枫、赵尚志、赵一曼……还有张自忠、郝梦龄、李家钰…… 

  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牺牲后,日本人知道他很多天没有吃东西,非常不理解,就切开了他的胃,发现胃里只有两团棉花和还没有消化掉的榆树皮。这就是中国人的铁血精神!这种精神连日本人也“很震惊”“很敬佩”。曾追捕杨靖宇的伪通化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自杀前写遗书说:“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1937919日《大公报》上刊载《感谢卫国军人》一文说:“中国军人,近来确立了新道德、新人生观。他们并不是愁眉苦脸地去做牺牲,而是欢欣鼓舞地去尽责任。今天的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能达到。” 

  19411227日,日军渡过汨罗江,向南逼近浏阳河一线。决战前夕,中国军队的一位排长褚定侯给大哥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弟告士兵一句话‘不要他渡河’。弟若不幸,请兄勿悲,并告双亲勿悲。”在前有顽敌、后无援兵的困难情况下,褚定侯带兵与日寇昼夜血战,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好一个“不要他渡河”! 

  因为有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存在的特殊优势,它形成了敌我之间包围与反包围、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观;这种战争态势把后方变成了前线,使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首尾难顾;两个战场前后夹击,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使敌人欲胜不能,欲退不得,被迫进行持久的消耗战,稳定了全国战局。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台儿庄战役一战歼敌万余。第一次长沙会战,迫使日军全线撤退。昆仑关大捷给日军第21旅团歼灭性打击。百团大战取得辉煌战果。上高战役重创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一次又一次地激励着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与必胜信念。 

  六、天开海岳 

  相传英军当年侵占秦皇岛老龙头后,看见唐朝薛仁贵将军打了一个大胜仗后立的“天开海岳”石碑傲然矗立,很不舒服,便用几匹马把它拉倒了。可是此后每天晚上,夜空里便伸出一只大手把英军哨兵一把抓走。如此几夜,英国官兵害怕了,不得不恭恭敬敬地把这块碑重新竖立起来。这是传说,历史事实是:英军撤走后,秦皇岛人民把这块碑重新竖了起来。因为,“天开海岳”碑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支撑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 

  决定战争胜负的,既要靠武器、装备、人员等物质因素,更要靠人心、士气、指导等精神因素。透过70年的历史迷雾,我们今天更加清晰地看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实质是精神因素的胜利,“以弱胜强”的全部奥妙就在于精神因素的有效运用与发挥。其中,民族自信的精神因素发挥着独特作用。 

  抗日战争是民族自信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前辈们坚定的民族自信、中国必胜的信念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梦想,是他们所渴望的生命归宿,是他们对精神家园的固守和依归,为今天某些在纷繁多变的生活中“魂无定所”的国人提供了最宝贵的精神样本。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始终怀抱着坚定的民族自信,这种自信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培育出克服困难、生生不息的民族前进动力和强大的修复能力。 

  民族有自信,才能获得坚持的从容、鼓起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的活力。因为有着民族自信,还有着获得梦想的渴望,中华儿女在战火里逐渐成长为激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成长为可以为国家命运的改变而献出生命的人。这种人生升华的过程,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精神生活最动人心魄的情景。 

  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全民族的第一任务,依然是高扬这种激荡似火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 

  我们的文明足够让我们民族自信。连西方的学者都高度赞美中华文明。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他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中说道:“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至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让人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欧洲。 

  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复兴大国,要有足够的自信成为战略思维的大国。我们要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亚洲、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拿出我们的战略规划,拿出比别的国家更好的世界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战略路线图。“中国梦”一定可以引领世界走向更为美好的未来。 

  法军当初占领镇南关时,立了一块木牌,上书“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中国军民重占镇南关后,也在同一地点竖起一块牌子:“我们用入侵者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今天,中华民族正需要这样的自信。 

  天开海岳! 

   

  大国魂:中国担当的使命召唤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二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员 李 龙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 

  ——习近平  

  7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不仅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了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成长起大国担当的脊梁,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伟大新征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的中华民族长期孤军奋战在救亡图存的路上 

  近代中国是一曲悲歌。1840年大英帝国军舰的一声炮响,“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一个“老大”的帝国,在“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这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的辉煌,一个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超越的辉煌。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 

  历史有如命运轮回。数千年的文明嬗变,无论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还是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抗,贯穿始终的都是征服与暴力。这一次是东西方两大板块的碰撞,震撼前所未有,结果是东方从属于西方。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联手制华的历史。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轰开的那一刻,列强蜂拥而至,不管是单个的还是合伙的,结果无非是签约、割地、赔款。最后是八国联军一起上,行将消亡的清王朝无可奈何地发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任人宰割。 

  谁会是中国的救世主?面对列强鲸吞蚕食、瓜分豆剖,晚清统治者也曾寄托一丝希望于“以夷制夷”“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结果呢?“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梁启超对此抨击道,“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近代中国“与虎谋皮”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尝试搭乘欧洲大战的便车,抬升国际地位,向德国宣战,派遣14万华工支援欧洲战场。协约国为拉中国参战,许诺“保证中国会取得大国的地位”。然而战后,身为战胜国的中国收获的只是将八国联军侵华牌坊改成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纪念碑。在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摆脱不了任人摆布的命运,德国侵华权益转手给了日本,好比从强盗的左手交给了右手。 

  那一刻,中国的命运似乎被凝固了,中国仍然是国际舞台上一个边缘化的角色,继续挣扎在反抗侵略的救亡图存、民族自强的路上。 

  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率先擎起捍卫人类正义的大旗,站在了世界历史的潮头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近代与中国一样遭受西方炮舰的叩关,经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行列。同为亚洲民族,中日两国本应携手共进。然而,日本却追随西方列强的脚步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以武力谋国家的发展,“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首先将侵略矛头对准近邻中国和朝鲜,意欲“失之欧洲,取之亚洲”。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对此直言不讳:“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甲午一战,中国惨败,日本割占台湾,攫取2亿3千万两白银赔款。甲午之殇,成为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痛,一时之间,“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膨胀,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阵营,沆瀣一气,意欲颠覆既有国际秩序、重新瓜分世界、共同主宰世界,分别成为东西方战争策源地。日本的野心是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时为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提交所谓“满蒙积极政策”的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折》,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险时刻。 

  在人类命运面临转折的历史关头,那些所谓的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那些有能力将法西斯侵略制止在萌芽阶段的西方大国踌躇观望,作壁上观,盘算着制造“东方的慕尼黑”。慕尼黑阴谋,那是大国以牺牲弱小民族为代价,避战自保、祸水他引,对法西斯侵略势力绥靖妥协的代名词。 

  历史似乎在考验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否承载起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担?中国人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在面对人类共同敌人面前,中华民族“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这是当时中国政府向世界反侵略大会揭发日寇侵华暴行的电文。羸弱的中国肩膀毅然决然地扛起了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义旗。 

  今天,让世人铭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地位与意义,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别忘了,是东方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别忘了,是中国抗战,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 

  别忘了,是中华民族,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从1931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0年中,中国以劣质武器独力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进攻。 

  宁可把自己淹没在血泊中,绝不向恶势力投降。这是中华民族与侵略者一战到底的血性! 

  “这里如果战胜,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战胜。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为它一战”,这是《丧钟为谁而鸣》里主人公乔顿面对法西斯进攻前的想法,同样代表了东方中国的心声。 

  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然,抗战的中国展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正如梁启超所说,“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 

  中国成为“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这是著名历史学者入江昭在《剑桥中华民国史》里的表述,“自1931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从此,“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中国不再孤军奋战。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参加了援华志愿飞行队,他们有如“武汉上空的鹰”,与日寇厮杀在中国的天空。陈纳德率领美国“飞虎队”,转战中缅印战场,开辟喜马拉雅“驼峰”航线,将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输往中国战场。更有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医护人员。“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民众凝聚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筑起力挽狂澜的钢铁长城”。 

  在人类共同敌人面前,中国同样展现了“铁肩担道义”的中华风范,彰显泱泱大国的使命担当。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与周边国家守望相助的传统,明朝有援朝抗倭,近代则有援越抗法。中国再一次成为东方各民族解放的旗手和中心,成为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庇护所和集结地,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当时,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致书中国国民政府:“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贵国对日宣战及获得光荣的最后胜利而完成。” 

  201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正义的胜利——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75周年”展览,有一面写着中英文字的锦旗,上书“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人为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这是中国共产党赠给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纵队中国支队同志的锦旗。中国有100多人参加了国际纵队,其中许多人为西班牙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牺牲。 

  历史镜头转到1942年的滇缅战场。10万中国远征军“壮怀激越,奉命远征,别父母,抛妻孥,执干戈卫社稷,挽长弓射天狼”,开始了自甲午战争后的第一次远征。当时的《大公报》指出:“此次出国作战,不仅在捍卫祖国,而且在争取盟邦胜利,保障人类和平。”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在中国抗战处于极大困难时期实施的作战行动,目的是稳定缅甸战场形势,支援英军作战。此刻,缅甸战局已十分恶劣、英军在日军的猛攻下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中国远征军取得仁安羌大捷,救出深陷日军围困的7000多英缅军队,创造了“亚洲的敦刻尔克奇迹”。后因战局逆转,中国远征军败走野人山,陷于绝境,以坚韧不拔之精神,努力不懈,牺牲虽巨,终于突出重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从194310月到19453月,中国军队根据同盟国反攻作战计划,先后发起缅北、滇西进攻战役。最终,在缅甸战场上,自夸精锐的日本陆军被他们一向所轻视的中国军队打垮。 

  从列强联手制华到世界与中国联手制日,近代中国奋斗了100年。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殊死抗争的百年。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发表对美国民众的广播演说时已然看到了中国抗战的价值:“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 

  中国重新确立起世界大国地位,肩负起大国担当的责任 

  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是靠他人的恩赐,而是靠抗战赢得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由于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的卷入,中国从一个软弱的战争牺牲者,转化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个确立稳定、和平局面的伙伴。” 

  19421月,中国以四大国身份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19431030日,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表明“中国与其他大国一起联合参与推进战争进程、建立和平组织与战后国际合作机制的权利与责任得到了承认”。11月下旬,中国政府领导人参加了开罗会议并与美英共同签署发表《开罗宣言》。19454月,中国同美国、英国、苏联共同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制定并签署《联合国宪章》。7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走向胜利的重要关键点上,都能听到中国的脚步声。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正因如此,1945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标志着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尽管西方百般阻挠,遏制新中国,但从此以后,重大的国际问题,特别是亚洲问题,没有中国的参加,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新中国坚持正义,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真正发挥大国担当的重任。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五大国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会议,中国以协商与和解的精神,促成《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和《印度支那停战协定》。19544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争取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使命》指出:“所有参加会议的国家尤其是对维护世界和平事业负有特别责任的大国之间将有可能在互相尊重的平等地位上,根据亚洲各国的切身利益及世界和平的共同利益达成协议。因此,日内瓦会议标志着各大国以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一个起点。” 

  在冷战对抗取代战时合作,大国争霸威胁世界和平的年代,中国的声音显得更加珍贵。 

  ——1954年,周恩来首次提出,并得到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1955年,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携手合作,在万隆会议上共同倡导了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为核心的万隆精神。 

  ——197110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44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做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 

  中国主持正义、捍卫和平的伟大精神得到国际上有识之士的赞赏。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在《怀念中国》的歌曲中这样赞道: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逊有礼,不论大小,平等相待。你捍卫各国人民自由、独立、平等,维护人类和平! 

  如今,迅速崛起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个愈益强大、更加自信的中国正全方位地、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向世界展示中国负责任、愿担当大国的形象,每天都在创造新的历史。 

  ——亚丁湾,索马里“非洲之角”,中国海上护航、打击海盗,确保海上通道畅通,维护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利益。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多次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救助,成为承载中国情谊的天使。 

  ——中国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展开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卫生战线最大规模的援外行动,为世界有效控制埃博拉病毒作出突出贡献。 

  ——临沂舰协助15个国家的279名公民撤离局势日益混乱和危险的也门,其中有来自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 

  ——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后,中国派出8支救援力量赴尼抗震救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境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规模最大的一次。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世界撑起和平的蓝天。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兵力最多的国家。数千名军事维和人员同时在11个任务区遂行任务。这既彰显了中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的维和部队是联合国任务部队中水平最专业、效率最高、训练最有素和最守纪律的队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我对中国维和人员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正是他们让这个世界变得和平、安全和自由。” 

  这是传承历史,也是超越历史。中国为世界担当,世界为中国点赞。 

  构建命运共同体——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主张” 

  吾人如不终止战争,战争必终止吾人。这是西方智者的预言。 

  20世纪,“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哲学家康德在其《论永久和平》中说,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选。 

  191484日午夜,英国和德国开战的那天晚上,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慨叹:“整个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了,我们此生将不会再看到它们亮起来了。”为和平留下最后一束光,否则人类永远沉沦于黑暗。 

  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大遗产就是,人类数千年来,第一次实现了对战争与和平理念的共识。 

  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有消弭战争、倡导和平的思想与实践,如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中世纪的神命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成立国际联盟,签署《非战公约》。然而,无论是上帝也好,国联也罢,人类总是与和平渐行渐远。 

  只有真正把握历史的命脉,才能理性地看到历史的未来。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战后国际社会70年发展进步的永恒主题与不竭动力。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中国主张”。 

  构建命运共同体核心就是: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人类的需要。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相通的。习主席指出: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历史无言,我们的意志不朽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三  

  ■国防大学教授 蔡仁照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习近平  

  抗日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战。败之,则亡国灭种当“奴隶”!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首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亿万民众的心声,也揭示了华夏儿女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而勇往直前的满腔激情。 

  抗倭十四载,血战乾坤赤。抗日战争,打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和精神气概。“精神为主人,形骸为屋舍;主人渐贫穷,屋舍亦颓谢。”一个民族只有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强大起来,才永不颓谢。 

  这一次,日本鬼子打错了算盘…… 

  泱泱古国,沧海桑田。我们曾经有过国力强大的盛世辉煌;我们更有着国运衰微的痛楚记忆。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台历状建筑物——“残历碑”,上面密布着千疮百孔的弹痕,隐约可见无数个骷髅,如同千万个冤魂在呐喊,在呼号,在诉说着那段创痛深刻的历史。19319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迅速提高,其以“国权扩张论”为主要内容的军国主义“大陆政策”逐渐形成,提出有必要在“独立主权以上扩张国权”,主张“当今燃眉之急是与其内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外伸一尺之国权”;主张对待中国、朝鲜之方式,要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友善,应按西洋人之对待之法予以处置;主张强兵优先,成立参谋总部,扩大军队规模,以年财政预算支出总数的1/4为军费,以中国为目标发展海军新型武器装备;刺探情报,制定侵朝、侵华作战方案,等等。随着日本军力的迅速增大,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不断加快。1879年“废琉置县”、吞并琉球,1894年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1910年强行吞并朝鲜半岛,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6年后的77日,随着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与过去所不同的是,这次侵略战争不以割地赔款为目的,而是要“灭亡中国、绝我族类”。 

  铁蹄下,“满腔悲苦,一言难尽”。“七七事变”后不久,《大公报》记者士焯在见闻中写道:“他们(日本鬼子)向长辛店地方索要少女一百名,经当局请求后,他们反说‘亡国的人民,还顾什么廉耻!’三家店一老妇,年已届六十,被敌军轮奸而死。此种行为,实非人类所有。五六岁的小孩在街中心疾走,被敌人以枪射杀……” 

  屈辱,刺痛民族自尊!企图鲸吞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促使全国各族人民觉醒、团结、凝聚。 一位大学校长曾经这样激励抗日将士:“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 

  历史是彰显民族团结的一面镜子。一个万众一心的民族,具有攻坚克难、战胜强敌的强大力量。国家孱弱,社会动乱,人心涣散,军队官兵厌战,是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的。强胜弱败,这是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初,大厦将倾,江山风雨飘摇,清廷醉生梦死、苟且偷安,把刚筹措的数百万两海军经费,挪来为慈禧修园贺寿;海上决战,“定远”“镇远”两舰主炮只有3枚炮弹,军费吃紧,大小官员却贪腐成风,大肆捞钱;旅顺陷落,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前线告急,官府贴出告示,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百姓置身局外,鲜有人响应。 

  “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当时多少人感叹,对于一个缺乏国家意识的民族,有何忧患可言,有何担当可言,又有何希望可言?! 

  “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想“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曾叫嚣:“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二战时的法国,在纳粹进攻面前,几个星期就被全部占领。 

  然而,这一次,日本鬼子打错了算盘…… 

  长城内外,抗日烽火点燃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意志和灵魂 

  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中国比日本强大过上千年,一直善待邻邦。但是“和”不是跪拜强权,不是失尊受辱。 

  日本侵略者小觑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豪杰,任何侵略者都休想亡我中华。 

  “九一八事变”时南京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口号便是“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期盼的是国际干预。事变第二天即919日,中国便向国际联盟报告日本入侵。国联在1个月内曾三次提出双方撤兵的要求,对这一本身并不公正的要求,日本置之不理。当时驻国联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他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吸取了“九一八”的教训后,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终于发出了愤怒的吼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停止了妥协退让,从青纱帐到万山丛中,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原始的大刀也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所有中国人,不分老幼、无论尊卑,都是守土人!”抗日英雄如天上繁星、大海浪花,不胜枚举。他们舍身驱敌,浴血奋战,永照汗青。 

  听到日军全面侵华的隆隆炮声,目睹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祖国美好的河山,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华夏子孙义愤填膺,血性激发,停止内战、抗击日寇的呼唤,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团结抗日的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连续发表宣言和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协助或领导下,基于民族义愤,纷纷奋起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向蒋介石传递信息,希望团结抗日。当时,东北军的爱国将士积极要求抗日,蒋介石为了控制东北军,亲自到西安,先游华山,两天后宣布“剿共”计划。蒋介石的行径遭到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反对,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多次诤谏无效后,果断动用武力。19361212日,张学良将军在陕西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鼎文、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员。1225日,朱德到陕北保安县看望红军大学的学员时,有的人出于对反动派的仇恨,提出要杀蒋介石。朱德对大家说:西安发生的这件大事,这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必然结果,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下场。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谈判,提出“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为内容的六项协议。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在周恩来会见被扣留的蒋介石,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后,和平解决。这是推动民族团结的一个枢纽。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这个重大历史转折点,是凝聚民族力量的一个闪光点。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凝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从苦难中获得的财富,是最宝贵的财富。 

  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觉醒、空前的团结和英勇无畏。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长城内外、大江上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气势磅礴的无穷力量,筑起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团结一心,抵御外侮上升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19378月中下旬,周恩来、朱德等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进行多次国共谈判。鉴于日军进攻上海的严峻形势,国民党急望红军早日出师抗击日军。8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每师1.5万人。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朱德担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并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和总部特务团。1012日,国民政府宣布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第1、第2、第3、第4支队。 

  万众一心,联合抗日,这缓解了国内矛盾,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军心士气。短短几个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红军将士收起红军帽,把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帽徽,穿上了一身国民党的军装,战斗在抗日前线。为了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的大业,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这两个整整打了10年仗的冤家对头,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后,陆续开赴华北和华中抗日前线作战,极大地壮大了中国抗击日寇的力量。 

  民族危难时刻,工农红军改编。一面抗日旗帜,召唤人民子弟兵与国民党军队并肩作战。 

  一个民族要独立,要生存,要发展,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须臾不可或缺。在中日之间这个“决死的战争”中,生存还是毁灭,独立还是亡国,要自由还是当奴隶,是每一个政党、每一位国民都不得不面临的严峻问题。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摒弃前嫌,携手合作,平型关捷报频传,昆仑关杀声震天,无不令敌胆战心惊。 

  平型关战斗档案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感人故事。从晋西南到晋北,敞篷的火车每到一处,人们听说八路军上前线打鬼子,“脸上露出希望的微笑”,“成包成包的芝麻饼、糖果等往车厢里抛”;流亡学生冒雨挤在月台“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一条围巾、一副手套送给战士”,战士们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做亡国奴!”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华夏同胞猛然觉醒,奋起抗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点燃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意志和灵魂! 

  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物质因素决定着战争胜负的可能性,精神因素则是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决定因素。 

  新中国刚刚成立,抗美援朝战场,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志愿军6个军没有一辆坦克,完全处于劣势的志愿军却打赢了一场“绝对不可能赢”的战争。 

  是什么让志愿军所向披靡?毛泽东的答案是“美军不行,钢多气少”,而我们是“钢少气多”。 

  中国抗日战争是为实现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战争,全民族的政治动员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真正有力量的是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而不是日本侵略军。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就能弥补抗日战场上武器装备劣势等等的不足。 

  中国共产党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历史主体作用。抗战一开始,党中央就认识到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由此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基本方针,呼吁全国军队和全国人民总动员,军力和民力相结合,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全民族不分党派阶层,“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形成了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壮举和伟业。人民充实了源源不断参加抗战的雄厚兵力,到抗战胜利前夕,仅民兵就达到220万人以上;人民组成了支援保障抗战的人力大军,全面抗战期间征募壮丁1335万人;人民提供了支持抗战到底的不竭物力,许多民族资本企业尽其所有保证战争物资需要。 

  抗日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就要实行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基本政策。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获得最广泛的国内社会基础和国际同情援助,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打击日军。反之,没有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就难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就会削弱对侵略军的打击力度。1941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严峻关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得到各族人民和广大爱国侨胞的支持和同情,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迅速发展表明,抗日得人心,爱国得人心。维护民族团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独立的抗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配合策应,激发民族力量的战斗精神,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奇迹。 

  在华北战场,第一战区部队对沿平汉、津浦铁路线南侵的日军,实行节节抗击。第二战区部队在平绥铁路东段同进犯的日军展开激战。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歼日军精锐第5师一部1000余人,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1937年冬至1938年春,日军在华北对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围攻”。徐州会战前后,为策应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八路军在平汉、津浦铁路北段、邯郸至长治公路、临汾至大宁公路积极开展破袭战和伏击战,先后取得神头岭、响堂铺、午城井沟等战斗的胜利。19384月下旬,八路军主力陆续向冀、鲁、豫三省平原发展,协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冀南、豫北、冀鲁边、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 

  在华中战场,第三战区部队面对日本侵略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强大优势,许多官兵凭着一腔爱国热情,不怕牺牲,拼死作战,在一个基本没有设防的大城市周围与日寇展开淞沪会战,一度取得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胜利。中国空军的勇敢精神和辉煌战绩,震撼敌胆。这种胜利,是民族精神的反映,是爱国力量的呼唤。在强敌进攻面前,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三个月,迫使日军转移战略主攻方向,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赢得了时间。新四军于皖南、皖中、苏南和豫东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取得蒋家河口、韦岗等多次战斗的胜利,创建了抗日根据地。 

  在日本侵略者的杀戮面前,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了无所畏惧、抗战到底的信念和斗志。他们或沥血孤营,或横刀敌阵,或裂身银汉,或碎首沙场,或毁家纾难。血战的勇气,慑匪寇而泣鬼神;无畏的抗争,动苍穹而震寰宇。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面对强敌,中国军队敢于亮剑。平型关大捷,给日本侵略者当头一棒,宣告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神话的破灭;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川军某师在师长王铭章率领下,面对5倍之敌血战不退,最后血洒沙场。毛主席特赠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面对强敌,中国军人敢于牺牲。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弥补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常常是整营、整连战死。中日军人伤亡比例高达51,真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不论是游击战,还是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和反攻滇西,中国军人都打得惨烈而悲壮。 

  万众一心的民族意志是力量的源泉,是增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支柱。毛泽东深刻指出:“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 

  对一个节日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20142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以高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和《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全民族高度共识之下的国家行为,是在国家制度和法理的层面上所能赋予重大历史事件和纪念活动的最高规格,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珍惜和平、维护和平。 

  历史不容忘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战胜利。回望屈辱悲壮的中国近代史,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虽有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反抗,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扭转了百年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积极倡导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那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社会动员如此广泛,战斗意志如此坚强。 

  历史不容忘记,那些为了抗战胜利而英勇牺牲的爱国将士。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中的爱国将士,四万万五千万各族同胞,空前团结,意志如磐。面对日寇屠刀,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手臂相挽,誓死抗击。201491日,民政部发出公告,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引人注目的是,名录中隶属国民革命军系统的共有94人,占到总数近1/3。这充分说明,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的官兵,也不管是将军还是士兵,只要是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舍生忘死,都会享有应有的尊敬和荣誉。 

  历史无言,精神意志不朽;时光荏苒,英名浩气长存。 

  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战争力量是动态的,随着时势发展和主观指导者的能动性而发生变化。国家利益,民族振兴,都是凝聚人心、积蓄物力的一面鲜艳旗帜。 

  抗日战争的胜利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由进步力量所主导的,中国人民为实现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不可阻挡。 

  抗日战争的胜利启迪,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大局下,促进各族团结,凝聚各类力量,是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推动民族复兴的动力之源。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当今时代,尽管国际风云变幻,安全威胁多样,但我们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进行艰辛探索,坚持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实力,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迈开了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的步伐。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需要“众志成城”! 

  100年前,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时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00年来,这一宏愿始终是燃烧在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熊熊不息的火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无数革命先驱孜孜以求的理想,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列宁说,对一个节日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大战略:军民融合发展的历史抉择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四  

  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研究员 孙艳红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习近平 

       抗日战争,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中国牺牲大,代价大。 

      因为,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在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处于明显弱势的情况下,经过浴血奋战取得的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追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的胜利,同时也是凝聚全国经济实力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竭尽全力支前保障的胜利。 

      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武器装备和战争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世界战略格局加速调整,中国在全世界的瞩目下稳步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铭记历史是为了启迪当下、昭示未来。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探寻抗日战争对今天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启示,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国家经济实力是赢得战争胜利、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 

       根基不牢 地动山摇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两千多年前,先秦政治家商鞅就说过:“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19世纪,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毛奇提出,现代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小规模的王朝战争,而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全民性和总体性,战争胜负更加紧密地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根基不牢。因此,战争一打响,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就出现了地动山摇的态势。 

       抗日战争初期,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差异极大。在经济实力上,日本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80%;中国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大都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城市中。 

      1937年,日本的工业产值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为中国的145倍,石油产量为中国的129倍,铜产量为中国的124倍。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并且控制了当时中国92.4%的钢、94.3%的铁、49.5%的煤、78%的发电量和60%的水泥产量。在军事工业方面,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可以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等大型武器装备;而中国在1937年,不仅不能生产上述大型武器装备,连轻武器和弹药的产量也极为有限。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深刻分析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情况,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日本之所以将侵略的目标对准中国,正是看准了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实际状况。同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也正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工业实力,以及依靠全面动员的军事经济制度建立起来的强大军事实力,在战争初期的战场上获得了相对优势。 

      在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同心协力的抗击下,日本和德、意法西斯国家尽管在战争初期逞一时之威,但终究难以承受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终究难以维系长时间、高强度的战争对抗,到战争中期,军事生产开始走下坡路。在战争持续到其国家经济实力难以支撑的时候,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并结合当时中日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提出“抗日战争将会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之后,他又提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的论断,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战争胜负取决于正义性、正当性,取决于军事实力、军事策略、军事运用,同时,也取决于交战双方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实力的较量。 

      但是,凡事失衡了就会出问题,侵略者过度重视军事、轻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最终必会导致战车陷入泥潭。19311936年,日本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把扩军备战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步伐,把平时国民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运行轨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建设不按比例协调发展。至1936年,日本军事预算占财政支出的47.3%,军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畸形上升,在重工业中心形成“军事生产集团”,大规模扩大军事生产;把军火工业和技术兵器生产放在首位,大量削减民用工业和其他一切与军事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 

       据日本经济学者战后统计,1944年日本民用产品生产总额比1930年减少了37.7%,民用消费品占国内生产总值也由1930年的77.4%降至1944年的34.6%。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政策破坏了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不仅导致经济畸形发展,并且导致了战争,最终招致战争完败。 

       欧洲战场也是如此。二战前,德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庞大的军队和高额军费,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体制,畸形经济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引起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到1945年,国力枯竭,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战”。参战各方都几乎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其结果是,分布于国家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得以凝聚,蕴藏于社会的潜能得以深度挖掘。在战争紧迫的形势下,各国的经济动员广泛展开,军事能力被充分释放出来。平时注重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协调发展、国防潜力大、动员能力强的国家,战争一旦来临之际,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的速度就快,在战争中就容易占据主动;不顾经济发展的穷兵黩武,即使能够一时得逞,最终也难逃失败。 

      ■暴力的胜利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平战转换 持久制胜 

      经济弱,要挨打;经济强,不一定不挨打。这是中国近代史的深刻教训。鸦片战争,中国是在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列的情况下被外敌坚船利炮轻而易举打败的,其中的教训就是国防不够强大,与泱泱大国和强盛经济不相匹配,缺少抵御外敌入侵的先进武器装备和能打仗的军队。 

  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二战开始时,德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和强大的坦克集群,采用“闪击战术”向欧洲各国大举进犯,屡屡得手,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型双发轰炸机、单发俯冲轰炸机、歼击机、多用途飞机等装备,战术技术性能优异,在战争初期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日本侵略中国初期,凭借其武器装备的优势在中国长驱直入,控制了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 

       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消耗极大的现代化战争。战争开始后,经过战争初期的较量,各国军队伤亡惨重,战争物资储备消耗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物资特别是武器装备的生产和补充成为战争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 

       二战史表明,机械化战争的发展使得现代化的军队不能仅仅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武器装备问题,也不能再单纯依靠战前储备和战时就地补给解决装备问题,国家必须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动员和运用国家的全部经济潜力才能保障战争的进行。 

       武器装备生产的根基是国家经济。通过国家经济动员和科技力量动员,充分发挥国家科技工业和装备生产体系的作用,国家的经济潜力才能在战争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战初期,苏联军队的武器装备明显落后于德国。但经过紧急的战时科技力量动员,科学院和其他研究机构大量专家加入到设计、改进和生产技术兵器的科技队伍之中,使得苏军的主要武器装备的数量和战术技术性能在1942年底赶上、1943年超过了德国。当时,为扩大坦克生产,苏联各地的拖拉机厂在短时间内转产坦克生产,大量坦克从拖拉机厂下线后直接开往前线作战。 

      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和西方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处于劣势,但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都利用各种方式,加速作战物资和武器装备的生产和补给。 

  从国民政府来看,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武汉沦陷后,后勤装备补给的国际交通线遭到日本封锁,作战物资进口受到限制。为了保证战备物资的运输,国民政府修建了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并竭力打造飞越世界屋脊的“驼峰”航线,以保障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此外,国民政府成立统一的装备管理机构,对装备发展和保障实行统一管理。同时发展军事工业,提高自产自供能力,每年拨出10%20%的财政支出用于军事工业建设,并在原料、设备等方面给予优先解决、重点保障,从而使兵工厂得到迅速恢复和稳步发展,使得战时装备和物资供应得到了相对稳定的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侵略者严密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国民党政府减少甚至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武器装备等物资供应,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遇到了严重困难。 

  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确立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以及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独立保障的原则,在根据地创办兵器生产厂,一些兵工厂的规模由数百人迅速发展到上千人。 

      从1939年上半年起,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冀鲁豫军区及其他根据地相继成立军工部,开始把所在地区分散的小型兵工厂和修理所,按专业集中,组成一定规模的专业工厂。八路军总部成立的军工部,下辖工程、总务、材料3个业务处,并在黄崖洞等地设立了四个研制所,生产枪支、手榴弹、地雷等武器装备和弹药;晋察冀根据地依托太行山建立起93个军工厂,每月生产步枪320支、掷弹筒288个、炸药2020斤、手榴弹1万枚、子弹近5万发,弥补了部队武器装备的不足。 

      但从总体来看,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依旧存在武器装备落后,供应保障滞后等问题,特别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武器装备对外依赖性强,且经常遭遇交通补给线被破坏等情况。尽管中国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但由于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多达3500万人的巨大代价。 

      ■军民结合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财力物力人力保障基地—— 

      绝处逢生 伟大创举 

      充分的物资供给和后勤保障是战争胜利的物质保证,这是被中外战争史多次证明的规律。 

      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明确提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根据地的最大作用之一,就在于长期供应与补充敌后抗日部队的财力、物力、人力。 

      针对华北地区的严峻形势,周恩来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断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要独立自给。”有了这样的后方基地,人民军队不仅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而且在后勤保障上更是粮弹有继、兵源充裕;同时,根据地的建设,使得敌后作战部队的供应、救护、运输和修理等工作有了可靠的依托并形成了军民结合的保障体系。事实证明,军民结合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财力、物力和人力基地,并成为后来赢得全国解放的基础和依托。 

      经济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各抗日根据地首先从加强农业生产入手,广泛开展劳动互助合作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组织军民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40年与1937年相比,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增加30%以上,粮食产量由110万石增加到160万石。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根据地的粮食、棉花等物资的供给能力。 

     除了农业之外,根据地的工商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前所需工业品几乎全部靠外部输入,工厂职工不过270人,到1939年也只有700人。经过加速发展,到1941年,已经有纺织、造纸、木器、机修、军工、印刷、皮革、面粉等各种工厂97个,职工人数达7000余人,到1944年,工厂发展到103个,职工达1.2万人,并出现了近代重工业——关中炼铁厂,不少产品达到了自给或半自给。山东根据地从1942年起,除军工外,也先后建立起了纺织、丝绸、肥皂、工具、化工等工厂共计88个。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开始建立起自主的军民兼顾的工业体系。 

      抗日战争中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战争的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问题,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的成功典范。毛泽东为大生产运动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原则,并指出“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是一致的,都是指政府、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公营经济是指政府、军队、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它是为了解决党、政、军、学人员本身的一部分生活费和事业费的需要,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民营经济是指一切人民群众私人的农工商业,它一方面解决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一方面又以赋税的形式援助政府和军队,支持革命战争的需要。所以发展经济必须兼顾公营民营两个方面,才能既达到支持长期战争,又改善人民生活这两个目的。 

       正是通过这样的民众动员,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广大民众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为战争提供物资支持,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积极参加运输队和担架队,运送物资,救治伤员,直接或间接地援助军队作战。正是动员了根据地的老百姓,才使得人民军队在战争中获得了必要的补给,弥补了武器装备落后的缺陷,从而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新。其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在经济极其困难、物资供应极其不易的情况下,以军民结合、共融共建的方式,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这当然也是在当时战争形势和物质条件十分匮乏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但其中蕴涵的重要内涵,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超智慧和伟大创举,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犁与剑不可偏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协调才能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军民融合 复兴伟业 

      从历史发展来看,落后就要挨打;胜利常常属于那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战争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国家强大、国力昌盛、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国防的强大,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战略和长治久安。为了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搞好经济建设,增强国家实力;同时,通过实施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大幅提升国防实力,这是我们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根基。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两大重要任务,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面影响,偏重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只有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将经济建设搞上去,国防建设才有坚实基础;同时,也只有加强国防建设,才能为经济建设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军民融合是最好的平衡器。 

      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启示我们: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强大的力量作保证,必须把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必须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过战争的中国领导人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在当时国家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党和国家还是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根本改变,铸剑为犁仍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这就要求我们在强国的基础上,加快强军的步伐。否则,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就是致命的。 

       在现代信息化战争背景下,国防力量的增强对综合国力有着更大的依赖性,发展武器装备和开展各项军事活动都将持续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财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战斗力是喂出来的,有多少资源的投入,就有多强的战斗力。这是世界军事发展的普遍规律。以相对较少的投入获得相对较大的军事效益,只是一种相对,从总体上讲,国防投入和战斗力成正比。 

       随着现代科技和战争形态的发展,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如果不能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掌握先进的技术,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恐怕连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军工生产是武器装备的基础,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武器装备所蕴涵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研制生产涉及的社会部门越来越广泛,武器装备生产不仅仅是军队和军工部门的事情,需要立足军民融合大视野,在国家主导下,依靠政府、社会、军队和企业等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指导,从国家战略高度考虑国防工业的合理布局。简而言之,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又能以整个经济社会的强大实力来支撑国防现代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战略,就是要在军民融合的视野下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处理好“剑”与“犁”的关系,这是引领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长远谋划。只有真正统筹好两者关系,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持久发展,确保一旦有战争,能够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军民融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是一场争夺未来综合国力竞争和军事发展主导权的竞争。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打造经济大国的同时实现强军目标,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透过70多年前抗日战争的硝烟,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才能更好地凝聚国家力量,争取主动、赢得未来,成就复兴伟业! 

      以史为鉴,砥砺前行! 

    

  义勇:强国强军的文化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五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文俭 

    

      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中国人民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了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 

                                                                                                         ——习近平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曲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响彻白山黑水、长城内外,成为抗日战争最嘹亮的号角;19499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这首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20043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九一八事变让国难深重的华夏文明又一次遭受重创,是义勇军举起抗日大旗,打响了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九一八遂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义勇军文化由此相伴而生。抗战胜利70周年了,从波澜壮阔的伟大抗战中汲取文化营养,大力传承弘扬义勇军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聚力。助圆强国梦强军梦,才是对抗战胜利70周年最好的纪念。 

      文化凝结历史 

      义勇军文化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从心底发出的宣言和悲愤呐喊 

      《大英百科全书》认为:“文化是一种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个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产生,就是源于中国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信仰、习惯、制度、誓词、歌曲,等等,形成了一个体系。所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产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种文化现象。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妄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面对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不抵抗政策,面对日寇铁蹄所至田舍为墟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风起云涌,遍及白山黑水,使日寇损兵折将,疲于奔命,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大爆发。 

      毋庸置疑,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是义勇军产生的直接动因。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日本“明治维新”发达后,深感生活在岛国的危机,开始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1927627日,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侵略东北的两条方针:即尽快把“满蒙”从整个中国分裂出去;为解决“满蒙问题”,要做好战争准备。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却奉行“全力剿赤,不冀其他”“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沦陷。这是东北人民抗击侵略自发组建义勇军的直接导火索。 

      义勇军从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完备的组织机构。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抗日救国会”就在锦州沟帮子成立了;921日“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同时在北平还成立了“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927日三会合并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2426日,朱庆澜在上海成立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为便于对东北义勇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两个抗日领导机构于11月合署办公,同时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由朱庆澜将军担任总司令。这些抗日救亡组织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机构,对组建、领导、指挥抗日义勇军起了重大作用。 

      纲举则目张,义勇军出台了成熟的组建纲领。193110月上旬,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并由地下党员刘澜波整理成组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对辽西抗日义勇军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武器装备和经费来源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日本《盛京时报》详细报道了收编加委的内容。方案公布之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参加义勇军,东北各地的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朴素的爱国情怀促使义勇军从心底发出抗战的宣言呐喊。19311231日,东北军全部撤入关内后,战斗在一线的辽西义勇军第一时间向全国发出通电,强烈谴责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表示“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从此,东北抗日的重任全部落在义勇军的肩上,义勇军踏上了14年英勇抗战的历程。黑山县绿林首领高鹏振组建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打响了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中共地下党员王北成组织领导的义勇军骑兵大队、平西游击队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 

  “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命”。战斗中义勇军体现了顽强的以小搏大、以弱搏强的战斗精神。193219日的“冮家屯大捷”大胜日军,以几近原始的武器一举消灭了强敌日军古贺骑兵联队,打死打伤日军103人,古贺当场毙命,震惊了日本朝野。在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东北四省的关键时刻,东北义勇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协助东北军先后进行了嫩江桥阻击战、锦州保卫战、哈尔滨保卫战、海拉尔保卫战以及热河保卫战等等,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日寇的侵略步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主席曾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义勇军并不是乡野莽夫。高鹏振组建的第一支义勇军,创作了第一首以满江红曲调咏唱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留着我们的头颅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杀!杀!杀!”这首歌很快在辽西乃至辽南各路义勇军中传唱。一批爱国进步作家创作的反映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作品至今仍在鼓舞人们奋斗,如《血战归来》《风云儿女》《马路天使》《四季歌》《大刀进行曲》等。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发端于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义勇军有其独特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以及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所陈列的有关义勇军的各种文字、图片、雕像、兵器等资料就是佐证。 

  形散神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成为义勇军发展壮大的“灵魂”。东北义勇军最初都是各地民众自发组建的,自成体系,各自为战,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思想政治工作也很薄弱。热河抗战失败后,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一度转入低潮。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1932年初开始,陆续派出干部到各地农村,组织农民群众创建工农义勇军和反日游击队,开拓抗日游击区,加强了对义勇军的领导。到19361月,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陆续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等6个军,各军认真贯彻政治建军的原则,加强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使部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19362月,在中共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下,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等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这是推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由自发建立到有党的领导,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所以,从广义上讲,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党领导下的东北各种民间抗日武装的总称,党的领导是义勇军得以发展壮大的关键和保证。 

      文化承载精髓 

      义勇军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和升华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我国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周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使人由蒙昧走向开化、由野蛮走向文明、由兽性走向人性、由自然性走向社会性。对此,唐代孔颖达这样解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由此可见,观察人的精神风貌、倡导人文教化对于社会、民族、国家之重要。 

  义勇军文化浸透着爱国情怀。中华民族是具有仁爱情怀的民族。仁,作为中国社会伦理规范“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早在《礼记》的《礼运》篇里,孔子就把“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那是一个充满仁爱的世界,人人都是仁者,都能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自孔子倡导仁学以来,“仁”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孔子把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最根本要求,把“天下归仁”作为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讲“仁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念。而仁爱进一步延伸就是爱国情怀,爱国情怀是仁爱的最高境界,是仁爱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到爱自己国家的延伸。 

      孝亲、仁爱、爱国情怀,必须要通过具体的践行才能够实现。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我国东北沦陷后,用他们的血肉之躯践行了对祖国的爱,他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发自觉组建起来,拿起大刀、长矛这些几近原始的武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们之中有东北军爱国官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知识分子、有开明士绅,甚至还有绿林武装、民团组织等,对于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或许平日并没有什么国家的概念,但是,当祖国受到外族侵略时,在祖国的大义面前,仍然会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让家的概念由小家上升为国家,让传统的儒家文化“仁爱”思想由孝亲上                     升为爱国情怀。 

      义勇军文化彰显着民族大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愿。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异族的侵略,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儿女揭竿而起,组成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据统计,人数最多时达50多万,如燎原大火,势不可挡。他们在强敌面前,不怕流血牺牲,誓与国土共存亡,用热血与生命书写了一部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不屈不挠、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民族抗争史。可以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主义的大爆发。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为东北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永垂青史的丰功伟绩。 

       这种民族大义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四德”——忠、孝、节、义在民族危亡紧要关头的具体体现。“忠、孝、节、义”早在南宋洪迈《夷坚丙志》中就出现过四字连用的提法。到了明清时期,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小说、戏曲、家训、乡规民约等,皆大力宣传,使“忠、孝、节、义”很快从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泛化为民间普遍流行和自觉尊奉的价值观念,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中,忠为首,是根本,是统帅。“忠”:忠诚、忠良、忠恕,就是内心求善良、求忠诚,外求尽职责。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民族、忠于事业,是中华民族崇尚的最高、最神圣的价值追求。抗日义勇军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挺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捍卫了民族的尊严,表达了对自己民族的无限忠诚,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忠、大诚,成为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支柱和一个人永葆铮铮铁骨的人格追求。 

       义勇军文化涌动着义勇精神。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这就是我国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治国之四纲——礼、义、廉、耻。其中的义,不仅在“四维”中提到,而且在“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四德”——忠、孝、节、义中都有提到,只不过五常中的“义”字是具体的德目,而“忠、孝、节、义”和“礼、义、廉、耻”等的义字涵义更广泛。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是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并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仁义道德”“仁至义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义,还有情义、忠义之意,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牵挂、相互关照、相互提携的情谊,并且在这份情谊中为他人考虑,不损害他人利益,不以出卖他人利益为前提来换取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可以说,义是一切情谊发展到完美程度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崇高的美德,这种崇高的美德,在义勇军文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义勇军文化的精髓,让多少义勇军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土的完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令后人缅怀、敬仰不已。 

      义勇精神中的“勇”,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新五德”——忠、孝、节、勇、和的内容。“勇”:勇敢、刚毅、坚强。我国传统文化对“勇”赋予了丰富内涵:持节不恐曰勇,持义不掩曰勇,投身为义曰勇,知死不避曰勇,悬命为仁曰勇,弃命为仁曰勇,胜敌壮志曰勇,一言以蔽之,勇,就是勇敢果断、循义不惧、刚健不屈。 

      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是凭着这种持节不恐、知死不避、舍生取义、胜敌壮志的精神,面对强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打了一个个大仗、恶仗、险仗。各路义勇军使用拙劣武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收复失地。例如,193214日,耿继周部与高鹏振部联合袭击新民县城,攻打日本领事馆,火烧日本洋行,砸开监狱,救出200多名爱国人士,打死打伤20多日军,并缴获大量战利品;19日取得“冮家屯大捷”,第三十四路义勇军刘存启趁机收复锦西县城,日本关东军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日本满铁主办的《协和》杂志认为锦西义勇军是“和七百年前的成吉思汗的名字一起,以剽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了不起的民族”。 

       这就是义勇军文化中“舍生取义”的“义勇”精神。这种“义勇”精神是中国人心中的气节,是从老祖宗传下来的义气、勇气、骨气、士气、胆气、志气、锐气、豪气,是浩然正气、是虎虎生气,是中华民族的方刚血气。这种义勇精神和他们的爱国情怀以及民族大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五常”“四德”“四维”以及“新五德”等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和升华。 

       正是这些影形难觅的文化财富,构成了钟灵毓秀、英雄辈出的伟大民族。这些潜移默化的文化思想不仅能够穿透一切小共同体的自治躯壳,而且能够一直贯穿到每个小农家庭,渗透在国人的骨子里,融化在国人的血液中,一旦有了一定的外部环境,这些文化基因就会成为国人的高尚品德彰显出来,成为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神以及义勇精神爆发出来,正如时任东北国民救国军司令的高鹏振诗中所写:“驰马辽西写春秋,敢斗倭寇孰与俦。耻看河山遭践踏,愤将刀剑补金瓯。义勇献血洒大地,战场杀敌振神州。血染征衣存正气,抗日史上唱风流。” 

      文化塑造未来 

      一个伟大的国家,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一个有作为的民族,也绝不会丢弃自己的文化记忆 

      习主席曾深刻指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更是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这段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大力推进强国强军离不开文化支撑。要把义勇军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与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传承发扬,使之在强国强军征程中真正发挥出巨大的文化威力。 

       义勇军先辈用自身的血泪、足迹和汗水,写下自己的壮丽,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我们应铭记在心,更应该书之于丹青,流传于后世,以辉照百年乃至更久更长的民族未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只有全面深刻正确地认识抗战史实,认识抗战文化,我们才能以史为鉴,放眼全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抗战胜利虽已走过七十年岁月,但因抗战史实多经战火毁弃,又有日本人有意掩饰歪曲,义勇军英雄事迹素无系统之文物史志,亦缺乏可证之文物考据。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再度猖獗,妄图抹杀其侵华行径,否定其罪恶历史,这不能不让善良的国人提高警惕,毕竟,那个罪恶的“大东亚共荣圈”带给我们的创伤太沉痛了。我们作为华夏子孙、龙的传人,有责任、有义务将有关义勇军将士的史料收集、整理等工作做起来、做扎实,对义勇军抗战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求得历史之真实面目。 

      值得庆幸的是,学术界已有一批精心思考、潜心研究的学者。其中,90岁高龄的渤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穆景元老先生堪称典范。在穆老的积极奔走下,2011年在东北的锦州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2014年,全国第一家“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在锦州建成开馆。穆老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东北抗日义勇军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帷幕”“东北抗日义勇军歼灭了大量日军,延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牵制大批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将永远铭记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东北的解放、为中华民族解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民奋发前进”。 

       一个伟大的国家,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一个有作为的民族,也绝不会丢弃自己的文化记忆。这正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民族灵魂,鼓舞人民斗志的正面意义所在。如果说当年义勇军文化中的“勇”是勇敢、果断、循义不惧、刚健不屈,那么,今天的民族复兴,同样需要这种“义勇”精神。这种“义勇”精神中的“勇”就是敢想、敢干、敢闯、敢创新、敢开拓、敢承担责任、敢说真话、敢坚持原则、敢实事求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继承,也需要借鉴,更需要创新。只有创新,才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创新需要勇气,需要勇敢,需要义勇军那种大无畏的为民族献身的人文精神。这种体现在义勇军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饱经磨难、历久弥新、愈挫愈勇、愈挫愈奋的不竭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有文化自尊和民族自信,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精神属于文化范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习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力量的支撑,是不能真正振兴、真正强大的。因为经济发达虽然可以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但却不能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强国。用行政和法律应对复杂的文化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治身,不能治心。正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文化问题只有用文化解决,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梦蕴含强军梦,强军梦支撑中国梦。国富军不强,则国富难以为继,甚至中华文明有被打断的危险。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尚武精神和强军文化的重建。历史反复证明,强军文化不兴、尚武精神衰落,军队永远不会强大,国家即使一时强盛也难长久。希腊曾经是西欧文明的摇篮,最后亡于尚武的邻邦斯巴达;罗马帝国兴起之初,四处征战所向披靡,后期却贪图享乐举国纵欲,不可避免分崩离析。被称为“最小大国”的以色列,其生存和发展几乎一刻也没离开民族精神和尚武文化的支撑。英美等经济强国,其背后支撑的是一支现代化军队和尚武的民族。 

       义勇军文化所蕴含的爱国情怀、民族大义、义勇精神是强军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要在深植广大官兵听党指挥的军魂之根、培塑广大官兵过硬的战斗精神、激发军民内心的尚武情结、打造支撑打赢的强军文化过程中大力传承弘扬义勇军文化,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高擎起中华义勇文化之利剑。 

       期以历史之研究,探地域之文化,书先辈之义勇,励今人之奋斗,继往思来,传续后世。 

    

  兵民勠力同心,永远是胜利之本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六 

  ■本报记者 康 庚 韩国贤 

  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习近平 

    

  趟过历史的长河,是一幅幅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壮丽画卷,烙印着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面对亡国灭种困境,打响了一场气吞山河的反侵略战争。刚刚走上武装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领导广大抗日军民以血肉之躯催生孕育出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 

  新世纪的天空仍然风云激荡,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面对信息化战争全新样式,人民战争思想还管不管用?人民战争的内涵和方式该有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关系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应战准备。 

  回首烽火岁月,伟大的抗战精神启迪我们:兵民是胜利之本! 

  阔步强军征程,统帅的教诲始终激励我们: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 

  兵民距离多远,事关一支军队打什么样的旗帜 

  ○敞开心扉,亮出一个政党的底色 

  194510月,五常县迎来抗战胜利。抗联第十军汪雅臣余部终于走出九十五顶子山,结束了长达5年的独立抵抗。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这支队伍为什么能在密林中“如鱼得水”?黑龙江省五常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张伟告诉记者,人民群众才是养育这支队伍的一池活水。 

  汪雅臣将军的忠骨掩埋在家乡的土地上。从东北军的逃兵、占山为王的山林队首领、抗日义勇军猛将,再到英勇殉国的中共党员,他的传奇人生始于一封远方来信。 

  这封信,犹如暗夜里点点星光,照亮着东北军民的抗日道路。 

  每次走进位于南岗区光芒街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参观,哈尔滨警备区官兵的心就被918日这个屈辱的日子撕扯着。“东北抗日民众揭竿而起,人数一度达到30万之多,但队伍成分却较为复杂。仅仅一年多时间,除了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仍在坚持对敌斗争,其他人马多数溃散。这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惕。”回顾历史,警备区政委曲升云痛心地对记者说。 

  1933年,中共中央向东北地区党组织和党员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这年的515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来信精神,及时纠正了在组织发动群众过程中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倾向。 

  铁心抗日的汪雅臣带着队伍义无反顾地投奔到党的旗帜下。争取和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在正确思想指引下,我们党领导着统编后的东北抗日联军,把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 

  打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寻着人民战争的特点规律。 

  ○千里无人区,隔不断民心所向 

  全国抗战打响后,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战场,这让一直把伪满洲当做后方基地在经营的关东军大为惊慌。为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关东军又复制了曾经用来对付东北抗联队伍的“归屯并村”办法,在5年时间内先后将长城沿线25个县区的140万人口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居住,制造了中外战争史上骇人听闻的“千里无人区”。 

  初夏的一天,记者来到长城脚下的密云县石城镇,寻访“英雄母亲”邓玉芬的后人。1941年,八路军十团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后,农村妇女邓玉芬就把3个儿子送进游击队,还在家里帮助八路军养护伤员。 

  邓玉芬的孙媳妇告诉记者:“听老人讲,当年鬼子兵强迫老百姓开始修建‘人圈’,玉芬老人就和丈夫、孩子一起躲进深山,坚持在无人区耕种,打下粮食支援游击队。”邓玉芬的丈夫和5个孩子先后在反扫荡斗争中献出生命。 

  站在冯家峪南湾子伏击战遗址,记者被纪念碑上“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深深震撼。据冯家峪镇民政办主任刘爱民介绍,当年八路军十团一营官兵曾在此歼灭日军一个中队,极大鼓舞了丰滦密地区群众,仅2个月时间就有400多名青年加入抗日队伍。四合堂村92岁老人郭继增告诉记者,1943年他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后就一直在密云山区打游击,“游击队的人本来就和老百姓是一家,鬼子可以建无人区,但隔不断人心啊!” 

  你把人民利益举过头,人民才与你心贴心。北空驻密云某团政委严迪说:“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要打赢未来战争,首先必须教育引导官兵在思想认识上解决好我们这支军队来自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不为民做主,何谈依靠人民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一年,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横空出世,拨开了人们心头的迷雾,也首次阐述了抗日的人民战争制胜机理。 

  在国民党抗日军队中,竟奇迹般地出现了学习《论持久战》的盛况。但是,却很难学以致用。 

  一度,国民党高层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开辟创建,也有着自己的规划部署,然而好景不长。中共党史专家对此进行过专题研究,为什么敌后的共产党军队越“游”越多、而国民党军队却越“游”越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条,是两支队伍受到民众的支持程度有着较大差异。 

  是不是真正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历史主体作用?两个政党的各自主张在这场民族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记者在河北省阜平县找到了其中的一个答案。走进该县城乡中学山墙外的一栋旧瓦房,记者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前来参加选举的民众代表的窃窃私语声。1938115日,就在这几间平房里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根据地首个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 

  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这就是抗战初期我们党对如何依靠人民做出的回答。 

  “一个诚心为民做主的政党,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在根据地拥有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打赢这场全民族反侵略战争提供着取之不竭的动力。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天优势所决定的。”刚刚从革命老区调研回来的河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芳才这样对记者说。 

  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敌后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的生动景象。在阜平县一个普通居民小区,当年的八路军儿童团团长,如今已88岁的王专老人告诉记者:“当时的阜平县,老百姓踊跃交公粮,青壮年纷纷参军。我和小伙伴们一边上学一边站岗放哨,热情可高啦! ” 

  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金立昕认为,由于最大程度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始终是正义的一方,尽管武器装备和给养都不如侵华日军和国民党抗日军队,但在政治方面占到了绝对胜利优势。未来战场上,信息化装备可以在有限时空决定战争进程,但在众志成城的人民战争面前,决定最终胜负的仍是人心向背。 

  兵民团结一心,必将焕发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 

  ○打出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193711月的一天,王明到达延安,前来迎接的毛泽东伸出手说道,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欢迎词。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如何警惕右倾投降主义,并始终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团结领导广大民众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的紧迫课题。 

  历经五次反围剿的血雨腥风,筚路蓝缕转战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人态度是鲜明的: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在犬牙交错的对敌战场上,党必须牢牢指挥枪! 

  1937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决定组成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在前方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新四军成立后,又设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不久,又恢复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处)制度。 

  19412月,中央军委颁发《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在各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各级集体领导机关,从而建立了由上而下、体系完整、具有党委性质的各级组织机构。 

  19429月,党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使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以“一切服从战争为最高原则”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从西北到华北,记者沿着当年抗日先锋队伍的足迹一路走来,留下这样的深刻感受:正是我们党拥有着独立的领导权,才决定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根本属性,才使之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的民族战争。 

  红色基因代代传,听党指挥打胜仗。6月中旬,陕西某预备役团在瓦窑堡革命旧址开展现地教育,团政委胡杨站在队伍前这样说:“践行强军目标要求,首先必须自觉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侵蚀,在本职岗位传承红色基因,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剑不如人,剑法要高于人 

  “未来战争打的是信息化,传统步兵追求的‘米秒环’还有价值吗?” 

  这天,第39集团军某部“神枪手四连”的课堂上,一位新兵的提问让指导员姜兴国的思绪停留在连史上。 

  四连诞生于抗日烽火中,其前身是沭阳地区游击队第八中队。70多年前,当“唯武器论”在国民政府议会内外鼓噪之时,战壕中的八中队官兵也曾有过疑问。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的抗战能否取得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将如何发展?这些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答案,集于《论持久战》这本小册子里。 

  毛泽东这样阐明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个论述似一盏明灯,驱散了军民心头的迷雾,也让八中队官兵找到了射击的准星。 

  70多年过去了,四连官兵又将“神枪”瞄向哪里?记者来到这个英雄连队采访。 

  “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刚刚在演兵场展示“一弹穿心”绝技的连长任鹏对记者说,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与人民战争特有优势的有机融合,是我军在未来战争中做到战之必胜的根本途径。 

  武器装备越是发展,技术越是复杂,对人的素质要求就越高。课堂上,“神枪手四连”官兵联系强军实践,畅谈新一代革命军人在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的主体作用。官兵们自信地说,抗日战场上遍地开花的游击战术,和后来的杀敌立功运动、郭兴福教学法、科技大练兵等等,这些无不发端于基层。 

  官兵中蕴藏着的创新力,是今天军队深化改革的巨大推力,也是明天战场打赢的力量源泉。 

  ○在信息化战场重塑力量体系 

  1940年,日寇的铁蹄踏入山东海阳,当地军民同仇敌忾,打响了地雷战,累计歼敌千余人,涌现出9个抗日模范村。 

  硝烟早已散尽,青纱帐依旧宁静。记者踏上这片热土,目睹地雷战传人的新风采。 

  看空中,民兵搭乘直升机、动力三角翼搏击长空;观海面,民兵分队驾驭改装民船劈波斩浪;望山岭,民兵专业分队在强电磁干扰下迅速捕捉战机……一位曾在胶东战场战斗过的老将军观看了烟台警备区民兵训练课目演示后,由衷地赞叹道:“过去凿石造雷炸鬼子,如今在信息化条件下立体攻防,民兵的威风不减当年!”  

  忆往昔,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抗日游击健儿活跃在敌后广阔战场,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上演了一幕幕全民抗战的活剧。 

  建立群众性的人民武装,是人民战争思想指导抗战实践的伟大创举。步入信息时代,创新后备力量编组运用模式,再次被写进2015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防动员系主任商则连告诉记者,民兵作为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代表战争潜力,更是战争实力,具有强大的战略威慑力,这已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所充分证明。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军事力量体系要与人民战争的军事力量体系深度融合,统一运行。 

  推进军事转型,重塑力量体系。数百万中国民兵,集结在八一军旗下,向着强军目标迈进。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整组中,各地自觉把标尺卡在能打仗、打胜仗上,推进后备力量转型升级。 

  ——压缩组织规模。宁夏回族自治区着眼应战应急动员准备,将基干民兵规模大幅压缩,编建了7支省级、10支市级、22支县级共计6000余人的应急队伍; 

  ——调整建设分类。广东佛山按照应急队伍、支援队伍、储备队伍进行分类建设,行业系统、工业园区等领域的编兵比例由过去的35%提高到58%,专业技术分队和军兵种分队占到55% 

  ——优化结构布局。贵州省军区调整民兵布局,建立汽车运输、通信抢修等300多支专业分队,构建起省地县三级联建、优势互补、全域覆盖的支前保障体系……  

  兵民深度融合,开启打赢信息化战争制胜通道 

  ○浴火重生,换来带血的经验 

  一场持久的全民战争,拼的不仅仅是武力,也是经济实力。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和军阀财团轮番上台、你争我夺,毫无全局上对外防御的总体举措。北平沦陷后,国民党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工矿企业内迁川黔湘西等地,并采取扶持鼓励政策,在西南等省恢复生产,对战时国民经济起到了支撑。 

  在红色的陕甘宁边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早就从危局中认识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思考着抗日建国的伟大方略。 

  1938年9月底,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首次赋予边区政府“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很快,边区政府就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促进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在交通方面,先后开辟了定庆、庆临、延志、延靖、绥靖等多条汽车路和大车路,保障着战时交通畅通。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从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中国人民格外珍视这些用鲜血换来的国防建设经验。这只睡狮,终于醒来。 

  在重庆,当年和沿海沿江1500余家工矿企业一起内迁西南的汉阳铁厂,最终发展成今天的重庆钢铁集团公司。重庆警备区领导告诉记者:“今天的重钢则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开始新的突围。” 早年创办汉阳铁厂的张之洞也许不曾想到,今天重钢生产的众多型号钢材已经被广泛用于船舶制造,每天都在与大洋的撞击中迸发出中国力量。 

  在陕北,当年边区军民共同修建的那条延靖路,已被飞架沟壑的延靖高速取代。沿线编组的保交护路民兵,随时保障南来北往的演习部队。放眼望去,陕西境内“三纵四横五辐射”的高速公路布局,已经把座座军营紧紧连接在一起,军交战备动员能力大增。 

  全军官兵清醒地看到,今天的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适应这些新变化,必须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 

  ○始终离不开人才的较量 

  伟大的抗战,必然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 

  19378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指出,应该“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也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的政策。 

  抗战开始前,我党就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中共中央党校和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全国抗战开始后又陆续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农业学校、医科大学、民族学院等。一时间,红色边区所辖约13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汇聚着知识的力量。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军民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领域和国防领域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实现着融合。 

  人才的融合发展首当其冲。面对今天的信息化战场,人民战争扬长避短、由弱到强、优劣转化的战略战术的实施,终究离不开人才的支撑。 

  经过10多的艰辛探索,军民融合培养军事人才的制度更加健全完善。总参有关部门领导介绍说,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是我军建立开放办学体系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已成为我军生长干部的重要来源渠道。今天,大批经过院校培养的新型指挥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在军事斗争准备一线担当着重任。 

  今年春夏之交,又有70多名地市级领导干部坐在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教室里,不少人找到了当年延安抗大学习的感觉。记者从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获悉,仅去年一年,全国就有近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国防专题培训,依托军队院校分层次对地方领导干部进行国防教育培训体系初步建立。 

  扎实有效的全民国防教育正在燃起参军报国激情。今年4月下旬,海军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九届海洋观教育日活动期间,众多青年学子就表达了加入人民海军的梦想,军地还签署了多项科技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抢占竞争制高点 

  创新战略指导,重在谋势先胜。 

  深知敌我双方特点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提出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对付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以全面全民族抗战的优势,对付日军武器装备优势;以开辟敌后战场的积极战略行动,破坏日军的全面战略进攻…… 

  机械化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下一场可能出现的全新战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再谋大势,把军民融合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加以推进,着力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旨在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制度优势,各地主动把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需求贯穿到产业布局、资源配置、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之中;把国防动员要素融入经济社会建设,着力构建军地联动的应战准备体系、军地一体的应急处突体系、军地结合的人民防空体系、军地兼容的战备交通体系。 

  国动委的牌子又挂回政府办公楼前,战时动员主体更加明晰;“非公经济36条”等政策的出台,让武器装备贴上民企制造的标签……各种不利于人民战争体系化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习主席强调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深入贯彻这个重大思想,就是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看今日神州大地,处处是军民融合发展的壮丽画卷。国防动员网络直通乡镇,经济动员中心遍布大江南北,民用码头满足军事需求,高速公路起降各型战机,新型后备力量异军突起…… 

  当我们从总体上消除军事、经济和社会分割的状态时,富国强军的统一将变为现实,人民战争的蕴藏潜力将空前巨大。 

  这一天,已经距离我们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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